网站原创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李政道在费米门下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白矮星；杨振宁则在特勒的指导下专攻核物理学.杨李携手合作始于芝加哥,两人共同发表了32篇物理学论文.1951-1953年,两人又在高等研究院会合.之后,李政道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两校相距不过50英里,所以两人约定每周见一次面,讨论物理学难题.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在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守恒的问题》.
他们因此在1957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时,杨振宁已经在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两年,而李政道还是一个访问学者.后来,李政道也晋升为教授.有一段时间,大家常看见这对诺贝尔奖得主在一起,不由得心生欢喜.院长奥本海默常说,他看见杨振宁和李政道在院里散步就觉得很骄傲；高等研究院总算是有了科研合作成功的例子.
高等研究院的团队合作一向很差,名声在外.主要是因为大牌巨星多,个性鲜明,多少都有些恃才傲物；他们的思维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本人对此并无觉察.在杨振宁60岁生日来临之际,几个朋友打算收集一些赞颂他对物理学贡献的原创文章,编成一本专集以示纪念.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回忆说：“我想了想,觉得还是选一些我发表过的论文,附上别人的评论辑成一集,这样可能更有趣一些.”
就这样,一本名为《杨振宁论文选集附评论(1945-1980）》的书于1983年由弗里曼出版社出版.杨振宁在该书里讲述了他和李政道携手攻关的著名事迹.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李政道读罢杨振宁的叙述,脸都气白了：跟他记得的情况差太多了!很快,李政道按照自己的记忆又把合作过程写了一遍；先送给朋友们传阅,之后收进《李政道论文选集》第三卷,1986年由比克霍伊泽出版社出版.
看看杨振宁如何评说他和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关系吧.杨振宁说：“我比他年长,又比他早几年进芝加哥大学,所以时时处处都想办法帮助他.他后来虽然投到费米门下写论文,但还经常向我请教,让我给他指点,所以他在芝加哥那几年,我算得上是他的物理老师了等我就像他的兄长等尽我的能力提携他,帮他成就事业等”如此云云.
1952年,他们两位还是高等研究院的临时研究员.他们合写了一篇长文,分为上、下两部分,讨论关于气相与液相间的转变.这时,两人的自我苗头已开始显现,因为标题页上谁的名字排第一突然间变成了最要紧的问题.据李政道说,杨振宁想排成“杨振宁、李政道”.因为李比杨小四岁,所以李政道最初依从了这个提议.后来他查阅了别人合写的物理论文,发现排名顺序不一定要按年龄长幼.所以他提出排为“李政道、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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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这篇论文分为两部分,最后两人商定,第一部分的排名为“杨振宁、李政道”,第二部分的排名为“李政道、杨振宁”,一并发表在同一期的《物理评论》上.
杨、李合作停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56年他们再度联手,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书写成文.杨振宁自述,论文是他自己写的：“我把手稿拿给李政道看,他做了一些小的改动,然后我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签上我们两人的名字.我想过把我的名字签在第一位,但随即决定不这么做,一是因为我本人不喜欢排名,二是我也想在事业上助李政道一臂之力.”而李政道则说：“我记得那篇文章是合写的；就像以往的合作一样,我们一直为遣词造句,为表达意念的细微差异争论.论文花了一些时间,多次修改,有几个版本.”
这种自我意识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再度成为麻烦.李政道说：“1957年我在普林斯顿得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和杨振宁在讨论演讲讲稿内容等事项时,杨振宁问我,在颁奖典礼上可不可以按年龄长幼顺序上台领奖.我没想到他问这个问题,不过我默认了.”
5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已是高等研究院的正教授.《纽约客》要刊登一篇杨、李两人的简要事迹.定稿之前,杂志社给两人各寄了一份校样；他们收到后各自做了校正.李政道回忆说,杨振宁希望在文章的三个地方,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处是标题,一处是诺贝尔奖发布的消息文本,还有一处是描写颁奖仪式那段.
这年春天,李政道辞去高等研究院的职务,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66年,杨振宁也离开了高等研究院,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
20年后,即1986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为李政道举行盛大聚会,庆祝他60岁生日.杨振宁没有到场.
（摘自《报刊文摘》2012.3.16)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