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

要讨论中国环境史现状及趋势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学科边界,目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除了题目明确标出环境史研究字样的论文或者著作之外,判断哪篇论文或者哪本著作归属环境史很困难.由于我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二十多年,所以下面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包括环境史起源及研究现状、中国历史地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关系、我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趋势的看法等三个部分.

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环境史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按照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aelWilliams）的说法,其源头可以追溯至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历史以及学术界的思想史.濮德培（PerdueC.Perdue）认为,当代环境史研究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始自20世纪早期的法国年鉴学派,另一个是始自20世纪70年代那些研究美国边疆地带发生的环境变迁的学者.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Nash）认为,他是美国最先提出环境史术语的学者.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同年《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Re-view）创刊,这些表明环境史在美国成为一门学科.

环境史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1990年代,高岱、侯文惠、曾华璧就开始著文介绍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和环境思想史.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史应运而生.1993年,由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NaionalUniversity）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在香港举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以中国环境史命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共收集论文24篇,这些学者分别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Elvin）、美国乔治大学的约翰麦克尼尔（JohnR.McNeil）、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美国印地安纳州立大学的邓海伦（He-lenDunstan）、美国加州惠迭尔学院的马立博（RobertB.Marks）、法兰西学院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法兰西远东学院的蓝克利（christianLam-ouroux）、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孟泽思（NicholasK.Menzies）、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斯波信义以及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刘翠溶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多个方面,按照主题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环境史的研究方法、人类活动引起的植被、地貌景观的变迁、流行病史研究、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感知以及政策对环境变迁的影响等,研究时段集中在明清,有的延伸到今.这些研究集中体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考,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对此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引领作用,此后,“”研究院又分别在2002年、2006年、2010年举行了三次有关中国及东亚环境史的会议.2005年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目前环境史在中国被认为是历史学领域内兴起的一个热门分支,越来越多从事历史地理、世界史、社会史、经济史和农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加入环境史研究队伍,中国一些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纷纷组建了以环境史或者生态史命名的研究中心.其中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6月,是国内第一所设立环境史专业学科的高校,在环境史专业下分设“中国环境史”、“外国环境史”、“灾害、疾病和公共卫生史”三个研究方向,采用跨学科的培养方式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环境史研究队伍.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台湾学者刘翠溶提出10个命题,包括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等.此后,美国学者马立博（RobeaB.Marks）则把土地利用覆盖的变化、气候变迁、水利建设、森林退化、领土扩张、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1949年以来的环境问题与之前三千年的环境问题的比较以及中国的生态承载力等看作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命题可以看出,受到个人专业背景和关注对象等的影响,每个人对环境史研究的内容的理解也相异,所以对环境史现状研究要做个综述是非常困难的事.到目前为止,利用期刊网检索到的中国大陆有关环境史研究的综述只有两篇,一篇是2003年张国旺的评述,从这个评述来看,主要介绍的是诸环境要素的变迁,包括气候变迁、海陆变迁、沙漠与沙漠化、植被的变迁、野生动物的变迁、水文的变迁以及灾害史,这些内容都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对象.而环境史的综合研究这部分主要介绍的是环境变迁史.与其说该文是环境史的综述.还不如说是一篇历史地理的综述更合适,因为文相似度检测绍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历史地理学者的著作.另一篇发表于2010年,这篇文章在第一篇综述的基础上,补充了刘翠溶提倡的几个命题来界定环境史的论著.此外还增加了生态思想、环境认知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区域性整体环境变迁、南方地区环境变迁以及书评等选题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南开学报》自2006年开始开辟了《生态环境史》专栏,发表有关环境史研究的论文,并延续至今.国内一些学者近年也致力于翻译国外有关环境史的著作.一些出版社也组织了一系列的翻译活动,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自2009年始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

二、中国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环境史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距今一万年的全新世以来,尤其是近三四千年来地理环境变迁过程及其规律和原因的学科,按照关注点不同,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研究方向,其下又可细分出诸多分支领域.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起源于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发起的“禹贡学会”及其会刊“禹贡”半月刊,受日本侵华的干扰,在出版80期之后停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陷于停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下.历史自然地理获得较大发展,人文地理则裹足不前,呈现学科方向的不均衡发展.当时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有20世纪70年代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他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绘制了一条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温变化曲线：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分册按照气候、植被、水系、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分为五个专题,分区域对这五个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变迁及规律作了探讨.自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历史自然还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由于逐渐走出原来的思想禁锢,一改以往死气沉沉的局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主要成果和进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大型图集和词典的出版.其中由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87年出齐,成为本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必备工具书.在其影响下,《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相继问世.其中由气象局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它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正在出版中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更是规模宏大、分类齐全.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分别于1982、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此后还有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2005年版）.

二是一些历史人文地理方向的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移民及中国人口动态是中国环境变迁的重要驱动因素,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以及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80年代中期史念海承担编绘的《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农牧图组》开创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局面,此后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它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及规律.历史时期中国的政区演变是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全面系统地对这些变化进行了归纳.

三是历史疆域地理摆脱过去僵硬的格式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解放后到1978年间.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受时代的制约,在很多方面出现了停滞的趋势.这一趋势的扭转,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完成,1983年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则是转折的标志.20多年来,中国的边疆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边疆理论的构建、中原王朝与边疆的关系、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治边政策及思想、近代边界变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传统领域之外,学者们开始超越过去对单一地理现象的复原和究因,而探求综合分析边疆地区多种地理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移民和环境演变的关系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有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赵云田的《中国古代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等.

四是新方法、新技术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尝试和运用.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包括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含河湖、海岸线、沙漠等）、历史植被等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研究资料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考古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等）相佐证,呈多样化趋势.2006年出版的张修桂的《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集作者一生的研究精华,在继承原有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引入古地图研究的方法,深化了长江中下游和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的研究.在河流故道的复原中,满志敏等学者开始尝试借助高清晰度的DEM图像等,采用多元数据,运用GIS手段来分析、展现研究成果.2013年科学出版社再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分册集中反映了以上成果.

由上面的概述可知,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关注人与环境变迁的学科,同样,环境史也是一门关注人地关系的学科.但是,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很多,有人戏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研究环境史的人都会考虑给它下个定义,如纳什认为,环境史指过去人类与其整个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沃斯特则把环境史定义为“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及其地位的历史”.中国学者包茂红在总结各种对环境史的定义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环境史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历史关系,作者解释,没有笼统地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人既是自然的和个体的人,也是群体的和社会的人,以前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生物属性.其二,强调自然的其他部分,是因为包含着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思想.整体论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思想.

如果我们把纳什首次提出环境史的术语当作环境史的起源,那么环境史的诞生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环境史和许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很难准确说出,它究竟起源于何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所有学科中,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研究的联系最为紧密.威廉姆斯在《环境史与历史地理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环境史学者使用的许多概念和术语为历史地理学者所熟知,历史地理学者正在或者曾经关注的许多话题和重要议题被认为是“环境史的主题”.伊懋可则认为,从原则上讲,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也指出唯一的区分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中国历史地理学者侯甬坚则把二者的区别细分成五个方面：（1）二者学科名称不同,渊源有自；（2）历史地理研究重在地理变迁.环境史研究重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3）历史地理学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环境史研究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4）历史地理学以区域研究为主.环境史研究以事件过程为主；（5）二者相互借鉴之处甚多.这种区分清晰地表述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关系.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它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关边疆疆域变迁的研究成果,因为此时日本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边疆危机四伏.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历史地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利用自然环境,出现了许多对河流、海岸及沙漠变迁的研究,目前气候变化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把区域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是当今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趋势,所以历史地理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相较而言,环境史是随着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扩展和程度的加深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之后产生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避免两者的冲突更加恶化,这样环境史不可避免地要和思想史联系在一起,向民众和政府复原两者之间正面或者负面的相互作用也成为环境史学家的任务,所以环境史更多采取的是叙事的方式,由此看来,虽然历史地理与环境史关注的都是人地关系,但是目的却有所不同.

两者研究的时间段也有所侧重,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今天的地理即明天的历史地理.提出历史地理研究的时段应该延续至今,也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但事实上,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在做历史地理时,一般习惯把研究限定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环境史的产生与工业化过程有关,中国工业化过程也就几十年,而且工业化还在进行,故环境史可以从很遥远的时始叙述,也可以从几十年前开始至今,而且因为环境史力图找寻当今环境问题的原因,除了历史时期就已存在的环境问题,如水旱灾害、水土流失、异常寒冷事件等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历史时期很少或者没有的污染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日趋严重.从这个角度看,两者的内容有部分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

三、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趋势的一些看法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他国家环境史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对中国环境史的未来走向做出一些预测.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德国环境史是随着环境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由于环境运动主要是一场反核技术的运动,所以环境史最初主要是从技术的批评史发展而来.印度现代化与当地群众利用环境的传统发生了尖锐矛盾,这就对历史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实需要和历史学的转向相结合,共同推动了印度环境史在1980年代后期的兴起,印度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史和土地利用史两个方面.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本土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其次澳大利亚环境史的出现也是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在学术研究上进行的回应.1970年代澳大利亚环境经历了巨大变化,森林面积减少,沙漠化不断发展,异常灾害增多等,所有这些需要自然科学家和环境管理者提出应对之策,但是,自然科学家和环境管理者要判断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是正常还是异常,就必须和过去的状态进行对照,也就需要研究历史上的环境变化以及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最初是以公害史研究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逐渐演变为环境史.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而引起各种矛盾的痛苦时代.就环境而言,遍布全日本的工业开发带来的是环境公害,当时最严重的有四日市的哮喘病、富山县痛痛病、熊本县水俣病,面对日益严峻的公害问题,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公害诉讼运动,而日本的公害史研究最先是由从事工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推动的.

今天中国环境问题最突出的是污染问题,污染包括水污染、固体污染和气体污染,当前最为人们切身体会到的是空气污染,雾霾目前成为许多城市挥之不去的现实问题,2013年年初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出现了大范围雾霾天气,受到影响的省区达到30个,大气污染几乎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环境治理刻不容缓.鉴于发达国家也有过严重污染的经历,并在污染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这些国家在治理污染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将来进行环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此外,西北荒漠化、西南石漠化以及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是我国西部三大生态问题,对这三大生态问题的来历、过程的研究可为今日的治理提供相应的历史背景.在做环境史的同时,记录今日环境问题,以及今日治理环境问题的得与失也应该成为环境史学家们一个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环境史研究需要了解现实,从现实出发去做历史研究.环境史虽然带个史字,但它与目前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环境史研究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它的研究与传统史学也应有较大的不同,除了对过去人地关系的复原和分析,如濮德培教授所言,研究人员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去学习,了解在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环境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所以环境史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集成研究的方法,环境史研究因此对研究人员提出非常高的要求.